除了他，谁还能把这么多哲学家请上电视？

布莱恩·麦基

和严肃电视的黄金时代

他戴着伍迪·艾伦式的宽边眼镜，有一部特别宽大的下巴，一个肉乎乎的中年男人的鼻子。他的头发好像只是草草梳了一下。他的嗓音并不好听，细而带点沙哑；他的领带是歪的。七十年代末BBC的摄像水平，加上当时的电视所呈现的画质，让画面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到十岁，而且略为疲惫。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当镜头切得稍微远一点，我们看到，他的衬衫挡住了一个欠缺管理的肚子，还有一条腿居然盘在沙发上。

电视里的布莱恩·麦基，就是这样一副样貌：一个来自七十年代的且具有年代感的人。那时他正在人生的黄金期，四十四五岁，主创了这档电视节目，名叫《思想家》，请了一批对话者来谈哲学和思想：马尔库塞、伯纳德·威廉斯、乔姆斯基、A.J.艾耶尔，威廉·巴雷特，等等，每个人都有一把年纪了，最年长的马尔库塞已经七十多岁。沙发很短，他和麦基的距离很近，几乎是在“促膝交谈”。

《思想家》节目里的布莱恩·麦基

人们管他们叫“沙发哲人”，所有上这档节目的人，都得了这个称谓。沙发让人全身涣散，几乎要垮掉了，可是麦基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随意”，有的人，比如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A.J.艾耶尔，还时不时抽一口烟。

作为某一人文思想领域的专家，这些人谈的都是自己的领域：马尔库塞谈法兰克福学派，伯纳德·威廉斯谈语言哲学，谈笛卡尔，艾丽丝·默多克谈哲学与文学，A.J.艾耶尔谈逻辑实证主义，谈弗雷格和罗素，希拉里·普特南谈科学哲学，安东尼·奎因顿谈维特根斯坦……电视保留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像马尔库塞，所有看过这档节目的人，都会记得他脖颈上松弛的皮肤，很难睁大的眼睛，和德式英文里硬硬的小舌音。

苦面哲人马尔库塞

麦基做过两次这类对谈节目，第一次是1978年播出的《思想家》，第二次则是1987年，冠名为《哲学家》，有些在1978年出过场的人，到1987年已经去世，如马尔库塞，有些人则二度出山，比如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奎因顿，继谈维特根斯坦后，又出来谈了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茨，伯纳德·威廉斯则谈了笛卡尔。麦基的老相识艾耶尔，以七十五六岁的高龄，不辞劳苦地再上节目，谈弗雷格和罗素。

电视以娱乐大众为主，这是共识，在英国也不例外。不过1970年代，情况起了变化。1972年，BBC推出了约翰·伯格主创的《观看之道》系列专题片，伯格说，我们所“知”的，和我们所“看”的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摆平过，由此出发，他去探讨过去的绘画，现在的摄影，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片子很成功，伯格收获了很好的声誉，同年，他以先锋小说《G》获得布克奖，风头可说“一时无二”。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里

但伯格毕竟是讲“看”的，他可以拿到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很多。而关于思想，关于哲学，除了文字之外，很难有更直观的东西，可以通过屏幕吸引观众进入。专家教授端坐高校讲坛，学生可以睹得他们的风采，可是象牙塔之外的人怎么办呢？如今，大学线上课程系统，会把清晰的讲课视频发到网络上，但在四十年前，没有这些技术，电视台轻易也不会想到要承担起普及哲学与“严肃学问”的责任。

于是《思想家》来吃第一只螃蟹了。

《叔本华》，麦基著

麦基有演说家的天分，幼年即以言辞为能，他曾回忆说，自己在学校里练就了一个本事，无论何时，只要一开口说话就有被众星捧月的气场。为此，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将来从政是理所当然的事。到了1974年，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登台做首相，麦基当真圆了自己的议员梦。他干了九年议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入内阁什么的，是因为跟威尔逊有了过节。

不过麦基并没有丢下他对哲学和思想的爱好。他是一个优秀的评注家和编辑。1970年，他给“现代思想家”系列丛书奉献了一本《卡尔·波普尔》，它到现在都是进入波普尔思想世界最好的入门书之一。

《卡尔·波普尔》，麦基著

麦基与波普尔持有完全一致的基本观念，那就是真理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在晚年的回忆录《终极问题》中，他说自己一生都受困于这类问题：时间的起点和终点，人生的意义和无意义。

此时的约翰·伯格正在为BBC制作《观看之道》，而麦基也开始了跟BBC的合作。1970年冬，BBC第三电台播出了一档“与哲学家交谈”的节目，就是麦基的作品。英国当代作家、哲学家柯林·威尔逊赞叹说，这档节目有一种特有的随意感，内容很严肃，形式却很轻松，同时语言和条理十分清晰。

工作中的麦基

参加录制节目的人，就有波普尔，以及A.J.艾耶尔、伯纳德·威廉斯、吉尔伯特·赖尔这样一些英国顶尖哲人。他们谈了维特根斯坦、摩尔、奥斯丁等等影响巨大的现代哲学家，而涉及的主题包含宗教、艺术、道德、社会理论，范围广范，让人明白哲学乃“通衢之学”。

麦基初次显露了他将高深的学问转化到连平头百姓都能理解的程度的能力。然而，麦基不认为这是他一个人的贡献，也不以头功自居。他曾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1940—50年代之交），英国的哲学家、哲学教授们都擅长写作那些让大众能明白的著作。老一辈如伯特兰·罗素、G.E.摩尔，年轻点的如A.J.艾耶尔和以赛亚·伯林，都是如此。罗素和艾耶尔还给报纸开专栏，写社论，他们的文章不仅输出观点，还提供了很好的写作模板。正是这样的风气，使得麦基后来也将“给大众讲哲学”树立为一种个人的事业。

1978年《思想家》最有名的一张照片：

伯林与麦基对谈“哲学引论”

当麦基在1975年左右筹划录制电视系列片的时候，波普尔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参加，我们无缘得见波普尔端坐沙发、侃侃而谈的样子。不过，与波普尔几乎齐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大师以赛亚·伯林，是被麦基请到了的，他和伯林的交往始于1972年。波普尔上电台，伯林上电视，思辨之趣味由他们口中道出；英国的广播电视业，就此迎来了一个足堪后人引以为豪的光荣年代。

麦基让伯林担任第一集节目“哲学引论”的主讲人，无疑这一集最重要，它决定了观众是否愿意继续看下去。放眼世界，可能只有伯林堪当此任（麦基曾说过想请萨特，但因萨特只能讲法语而作罢），但如何讲？以怎样的谈话开头？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1987年《哲学家》节目中

麦基并没有跟伯林说：“好，我们先来谈谈哲学为什么重要吧”，或者“您能跟我们说说，哲学是怎么回事吗？”他说的是：“假如一个人对哲学从无兴趣，他所受的教育也未能引起他的兴趣，那么，面对这个人，你会怎样来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

这是聪明人的聪明问题，一个顺滑的，最能吸引观众的切入角度。让我们看伯林怎么回答。他说：哲学很有趣，因为它所做的事很有趣——它质疑那些我们不愿意去反思的观念基础，我们要靠这些观念去行动，假如总是反思它，总是推敲它，就行动不了了；然而，哲学家却来挑头质疑它们。所以，哲人不能太多，免得妨碍了社会的行动力；但也不能没有。每个时代，都得有几个负责提出大问题的哲人，来把众人的头脑搅得活跃起来。

布莱恩·麦基，1978年

一次对谈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控制，但又不能控制得过多，以免让谈话变成宣讲。麦基跟每一个主讲人都磨合过，所达到的效果，就是看不出事先的磨合。在跟伯林谈话时，麦基的观点与伯林相融，伯林多次说“我赞同你”，尤其当麦基说到说到“一个好的道德哲学家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学哲学不是为了得到“如何生活的启示，或是为了得到关于世界的解释”，我们是用哲学来“澄清生活”的时候，伯林的对答尽显智者之风。他拿屠格涅夫举例，说屠格涅夫就不想用他的小说来讲出什么“答案”：“托尔斯泰作品里的是非善恶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也毫不含糊，对狄更斯来说，作品中人物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也基本如此，易卜生的喜怒爱憎也同样。”只有屠格涅夫不一样，还有契诃夫，“他们两人完全正确，指导人们如何生活，不是小说家的责任，更不是道德哲学家的本分。”

约翰·瑟尔，1987年

时年六十余岁的伯林，在麦基的节目里留下了自己最好的一段影像资料。同备受称道的还有约翰·瑟尔，他在1987年出场，说话快而不乱，谈的是最难理解的维特根斯坦；以及摩根贝瑟，实证主义这么晦涩的东西，被他讲得清清楚楚。两次节目一共30位讲者，半数来自牛津剑桥，以及都是白人，且只有两名女性——艾丽丝·默多克和玛莎·纳斯鲍姆：这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招来了批评，却不能冲淡节目的成功。

麦基在将《思想家》系列编辑成书时，让各位主讲人（尚健在的那些）修改了自己的文字，去掉一些口语，改为书面语。在此书的序言中，他回忆了当年获得的反馈：

《思想家》的第一个大陆中文版本，

1987年三联书店版，“文化生活译丛”之一

“在这个系列节目播出时，我陆续收到来信，信中有的说‘终于有了一个成熟的节目’，有的说‘这个电视节目恢复了我的信念’。而在一个星期之后，这涓涓细水变成了江河奔流……”

读这些信时的心情，应该是很不错的，那跟看着自己的节目挂在网页上，一根根弹幕横着掠过画面的感觉太不一样。书信都是因为有话要说而写的，寄信也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带有如今常说的“仪式感”；而写信的冲动则来自看电视：那也是一种小小的仪式。仪式是不需要双向交流的，广播的收听者，电视的观看者，被施加了一种声音和画面，他们能够关电源或换台，却不能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发送反馈。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方方正正的电视机和收音机藏住了关于一层层权力等级的秘密，但神秘感也使得观众和听众始终能对节目持以好奇心，愿意花费一些时间和脑细胞去领会它的设定。

哲学家、作家艾丽丝·默多克

所以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是不会复现的，互联网带来的媒体地震摧毁了这种权力关系。变薄、变轻、变得便携的电视机，是孤岛般的个体用于日常自恋的用品之一，技术让交流变得完全对称，产生了你一拳我一脚的即时反馈，于是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凡是想野蛮推广到草根之中的，都从第一秒开始就在思考如何制造“爆点”，为了讨好那些喜好随手发恶评的观众。

在《思想家》一书的前言里，麦基保持着英国人，尤其是“牛剑”出身的精英英国人那份标志性的矜持，拒不透露自己有多么自豪。电视台，“他们乐意播送哲学节目，这固然令人钦佩，”他写道，“但我不能不说，他们这种乐意是那么迟缓，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那就是，他们从总体上仍然藐视‘严肃的’电视节目。”

这种一本正经的口吻，是出自一个以口才著称的社会名流之手，真的不同寻常。对待自己发表的文字，麦基实在太认真，太谨慎了，反观他在电视里的表现，当时的人认为特别随意，特别家常，如今看来也是拘束得很。

麦基作为媒体风云人物的时代在《哲学家》播出后不久就结束了。1980年代末，世界正风云迭起，麦基退出了他在BBC二台主持的一档名叫“大声思考”的节目，就此离开了电视广播的舞台。接替者是比他小三十岁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中文名“叶礼庭”）。迈克尔是真正的新生代，聪明，帅气，活力四射，将来，他也会像麦基一样成为阅历丰富的著作家，尤其是，他还要为以赛亚·伯林写下传记。

在BBC"大声思考"节目接替麦基的加拿大人叶礼庭，

后来也去从政

这部传记中没有提到伯林和麦基在电视上所作的“哲学引论”，不过，麦基的人生真的和伯林很有联系。他一辈子都在伦敦生活，但晚年搬到了伯林晚年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在那里，他常常去听伯林著作的整理者、评注者亨利·哈代的讲课，讲他最喜欢的哲学和思想。当麦基于今年7月底去世时，亨利·哈代也成了他的遗嘱执行人。麦基赶上了一个很不错的时代，个人才华得以尽情释放，但他也有和伯林相似的遗憾：对古往今来的哲学思想成果，他那么熟悉，自己却没能完成一部独创的思想著作。

本文系原创

首发《第一财经日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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